第三部第三百四十三章 正义(二十二) (2/6)

这里要进一步指出，星野的烟毒远不是全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为了“以毒养战”，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毒品交易迅蔓延到华北、华中和华南。1938年11月12日，日本政府悍然断绝了同世界禁烟组织的关系，开始明火执仗地制毒贩毒。事隔一个月，日本内阁中一个叫“兴亚院”的机构出笼了，它的总裁是内阁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任副总裁，可见其权势之大。“兴亚院”在北平、上海、张家口、厦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协调、计划长城以南的鸦片种植和生产，掌握和制定鸦片贩卖的方针。鸦片收入大部分归“兴亚院”入帐，用于支持日本在中国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由于毒品交易利润惊人，日本的三井和三菱两大财阀你抢我夺扭在了一起。“兴亚院”出面调解，使两家签定了一个《关于鸦片输入地和划分鸦片贩卖区的协定》，明文规定由三菱办理对伪“满洲国”的鸦片供给，三井则办理华中、华南的鸦片供给，而华北则由两家分摊。两家财阀均有义务支持傀儡政权，每年从利润中拿出2o％给它们输血。

一时间中国大地上毒烟**，像食盐一样渗透着中国的肌体。天津仅日本租界就有1oo多家毒店毒厂；上海仅沪西和南市就有供毒的土膏行3o多家，整个地区无法计算；在南京每月抛售的毒品达3oo万日元以上。日军在东北种植鸦片几乎到了狂的地步，1943年指定沈阳种植2oo公顷、四平4oo公顷、吉林4oo公顷、内蒙8oo公顷，而热河竟要种植1oooo公顷。日本内阁每年净得贩毒赃款5亿日元左右，这个数字已刨除了用于资助傀儡政权的金额。在天津一家叫“世丽粉”的烟馆里，一个叫娄来贵的中国人歪躺在卧榻上拼命地吮吸着自己的骨髓。他原来是一个房地产业主，有一窝姨太太。现在他只剩下一把枯黄的柴棒。他不住地气喘、呻吟、咳嗽，渴望着最后一把火将他烧成灰烬。整个世界都看到了这个形象。他们说：这就是中国。东亚病夫，这就是中国。

***日本鬼子!***日本吸血鬼!耻国怜民的林则徐的在天之灵将长恸到何时，中国乌沉沉的天空大雨如磐。

《判决书》认定：星野直树在伪“满洲国”的职位，“使他能够对伪‘满洲国’的经济生极大的影响，并实际上运用这种势力使伪‘满洲国’工商业的展为日本所控制。他与伪‘满洲国’事实上的支配者关东军司令官，紧密合作进行活动。不管名义上如何，在实际上他是关东军的一名职员，其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使伪‘满洲国’的资源服务于军事上的目的。”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受到指控的甲级战犯中，还有三个曾以经济手段侵略过中国的人，一个是铃木贞一，一个是松冈洋右，一个是贺屋兴宜。他们都曾在直接盘剥中国人民和支持战争的经济部门任过要职。贺屋兴宜“七;七”事变时任藏相，1939年至1941年任“华北开公司”总裁。松冈洋右曾长期在“满铁”任职，1935年至1939年任“满铁”总裁。铃木贞一接替星野直树，于1941年至1943年任规划院总裁。

“七;七”事变前夕，日本的经济急需转入战时体制，以集中全部的财力应付庞大的战争开支。就是在这个时候，富于理财经验的贺屋兴宜被近卫公爵选任为他为相的新内阁的藏相。战争爆后，贺屋一只手拼命地在国内聚敛财富，另一只手迫不急待地伸向了中国华北。经他一手策划，日本政府和财阀于1938年6月成立了“华北开股份公司”。打着日本资本家合股的虚假招牌，将华北的矿山、煤炭、制铁、电、运输、盐业、纺织、面粉等重要经济实体一把抓在自己的手里。占当时中国铁矿蕴藏量半数以上的华北铁矿，在华北地区产煤量最大的大同煤矿，都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像饿红了眼的恶狼吞食捕获到的猎物一样，侵吞的度是骇人心魄的，仅两年工夫，“华北开股份公司”的资金就由当初的三亿五千万日元猛增到五亿五千万日元，这里面包含着多少中国人的苦难、血泪和生命。

贺屋伸出腥气熏天的长舌舔舔趾爪，幸福地长嚎了一声，又扑向另一个猎物。同年11月，他的第二个杰作“华中振兴会社”在上海成立，用同样的方法实现了对华中地区铁路、水电、航运、电报电话等经济部门的垄断。贺屋兴宜通过这两个渠道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战略资源，据不完全统计，仅1943年一年就掠夺了6ooo多万吨铁砂、5ooo多万吨煤炭、1oo多万吨生铁，贪婪和野蛮可想而知。贺屋辞职后仍参与“兴亚院”对中国的盘剥。

看样子每当日本要动大规模战争的关键时刻，都需要贺屋的经济智慧。1941年1o月，东条英机上台组阁，经星野直树的举荐，贺屋再度出任藏相。贺屋是个多欲而胃口大的家伙，这次他把多毛的手伸向了金融和农业。他下令在中国沦陷区设立了2o多家银行，滥纸币，竭泽而渔地榨取民脂民膏，搅乱国民党后方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疯狂推行“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殖民经济政策，强行征地、圈地，搜刮粮食充作军用，紧紧掐住劳动人民的脖子。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