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一百九十六章 不好的消息 (2/3)

“依我看，上面把他们派到我们军，也就是镀个金罢了，跟着我们沾沾光，混一点功劳，然后很快就会调走的。”杨参谋长说。

“我也看过了，这个师的装备的确很不错，可惜的是士兵的训练实在不怎么样。以我的估计，他们如果面对日本人一个联队，最多支持半天时间。”高副参谋长表自己的看法。

“算了吧，我们只要记住，那里都是一群大爷，我们谁都不要招惹就行了。”刘建业现在是真的没有办法。这个师估计属于那种烫手的山芋，谁都不敢接受，于是被何部长他们推到这里来了。在如何对待这些大爷的问题上，只要刘建业一不小心，估计后果不会很好。另外，以刘建业的估计，最高统帅可能也认为，只有把这个师交给像刘建业这样的本乡本土的人来带领，他才能感到放心。殊不知，这样一来，刘建业就被害苦了。

就在刘建业一边忙于训练部队，一边还要紧盯着暂编35师那群大爷的时候，华北的日军又有了大动作。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正面战场的进攻，在度、锐气和威胁程度诸方面均较战略进攻阶段显著减弱。加之，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的牵制，以及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坚持抵抗，战争双方的战线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日本侵华政策的重点逐渐向保守占领地转变。

为了摆脱困境，日本近卫内阁修正了原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提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结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们并不予以拒绝”之新方略，加紧对国民政府展开政治诱降活动。可是，面对日本方面的种种诱降活动，重庆方面始终没有作出日本方面所期待的反应。这让日本方面非常的恼火。

正当日本泥足深陷中国战场，亡华无期，进退维谷之际，其法西斯伙伴德国于1939年9月1日，突袭侵占波兰。接着，德意法西斯互为呼应，又取得了对英法作战的胜利。在法西斯“伙伴”暂时胜利的刺激和鼓舞下，194o年底，日本政府调整了中国作战指导方针，作出“必须迅解决中国事变”的决定，要求“在1941年秋季以前，改变预定计划，不放松对华压迫，准备在夏秋之际，进行最后的积极作战，力图解决中国事变”。在此期间，竭尽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国际局势变化，谋求‘中国事变’得到定局。”

为了实现这一调整后的政策，日本军方具体分析了中国战场的态势，认为“山西省由于西面有以延安为根据地的共产军，南面黄河两岸有中央军第一战区的军队活动，治安情况极为恶劣。河南、山东两省的治安也不稳定”。“主要占领区域的治安现状，其安定程度的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武汉地区，以华北为最差。”而在整个日军占领区内，华北之“晋南是有重庆政府军残存的惟一地区”。

有鉴于此，194o年12月26日，经过一番磋商，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和参谋总长杉山元这两位陆军巨头在迅解决对华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提出“不要单纯考虑南方，要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

据此，1941年1月3o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提出“1941年度的作战，根据当前任务，大致确保现在的占领地区，尤其在夏秋季节须挥综合战力，对敌施加重大压力。特别期待于在华北消灭山西南部中央军的一战（亦即中条山战役）。”

此时的中条山，驻扎有中国方面的第一战区十数万之众的部队，分散于晋南地区，建立防御工事，开展游击作战。日军侵占山西后，为了固华北、抑洛阳、窥西安，自1938年以来曾十三次围攻中条山，但均未得逞。

在上述背景下，为了迅“解决中国事变”，日方决心集中兵力进犯中条山，并阴谋策划全歼中国守军。为此，日本中国派遣军“不顾警备地区治安状况的下降”，从华中抽调第第33两个师团，配属华北方面军，再由关东军调集飞行第第3飞行集团主力，在运城、新乡两个机场展开，担任空中配合。

从4月底到5月初，日军征调频繁，并制造种种谣言，以此为掩护完成了进攻中条山的部署。第第3、9独立旅团，伪24师，分布于中条山西面之绛县、横岭关、闻喜、夏县、安邑、运城、解州、永济、风陵渡、河津及闻喜、夏县以北各地区。第第4独立旅团分布于阳城、芹池、沁水一带。第35、21师团及伪军张岚峰、刘彦峰分布于温县、沁阳、博爱、董封、新乡、焦作、高平、长子、陵川等地区。

1941年5月7日，自感稳操“胜券”的日军，于傍晚时分突然一齐出动，由东、西、北三面“以钳形并配以中央突破之方式”进犯中条山地区。

东线，日原田雄吉中将指挥的第第第4独立旅团一部，约25ooo余人，在伪军张岚峰、刘彦峰部的配合下，沿道清路西段分三路向济源、孟县进犯。

西线，日安达二十三中将指挥的第第36师团一部、若松平治少将指挥的独立混成第16旅团，约25ooo余人，自闻喜、夏县东南向张店镇进犯。

北线，日清水规矩中将指挥的第41师团及池之上贤吉少将指挥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共约3oooo余人，以中央突破之闪电战术，由横岭关方面向横垣大道西侧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