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七十五章 武汉会战（八) (1/6)

9月29日，日本外相宇垣因对华政策上与军部相争愈演愈烈同时又得不到内阁的支持，于是愤然辞职。外相一职因找不到合适人选，只能由相近卫自兼。宇垣在政坛上又闯荡了三四个月，结果一事无成。他的辞职虽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但7年后却使他免于被押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塞翁失马，焉知作福。搬掉宇垣这最后一块绊脚石，东京军部的战争狂一时更加嚣张，他们的目的也更加明确，那就是向武汉，向中国的所有角落进攻！进攻！

自会战爆后，战局一直对中方不利，日军沿长江两岸和在大别山方向的作战总体都达到了预期目标，象九江、田家镇这样直指武汉核心的作战要点陆续被攻破，但是企图迅拿下战局并一举结束在华战争的日军指挥部对进展依然不满，“推进度”仍嫌太慢。于是，一方面，原本小心翼翼的日军自上到下日益自满起来，作战指导上赌博式的冒险心理日益膨胀，另外一方面，遥望武汉方向急于打开当前两军总体对峙局面的心理十分迫切。

与此同时，中国守军在节节抵抗并予敌重大伤亡，先后取得击伤1o1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击毙1o1联队联队长饭塚国五郎、击毙1o3联队联队长谷川幸造大佐等不俗战果的同时，会战指挥高层也在不断研究其作战指导上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决心在后期作战中有所改变、有所修正。这集中反映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9月上旬所制定的《武汉会战方针、目的及策略指导》中。该文件明确指出，“以目前形势观察，自力更生仍为我政略上最高战略，基于此而产生之作战指导方针，亦即持久战与消耗战。”在9月中旬据此制定的《武汉会战作战计划》中，再次强调，“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敌之兵源及物资，使敌陷于困境，促其崩溃而指导作战”。这表明，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已将原来依托阵地消极防御的基本作战思想调整为突出强调持久作战和消灭敌有生力量。

中日双方的战斗心态，已悄然有了变化，一方在暗自自省调整，而另一方却愈狂妄大意起来。某种程度上，给整个会战的进程增添了一些变数。

9月里，江北鏖战虽然炽烈，江南战场却又进入沉寂。只有时而爆的间歇性的枪炮声在提醒着人们，江南赣北也是战场，只是现在这里正处在一场恶斗后的喘息阶段。庐山脚下，日军第1o1师团由于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被炮炸伤，攻势一时再难兴起。小坳附近，新由华北驻屯混成旅团扩充并编的本间雅晴第27师团，刚刚摆脱了黄维军数日的缠斗后，又被冯占海、傅立平、何平、陈沛、吉章简等师挡住去路，27师团苦战数日仍无法打破僵局。整个南浔线都僵住了。但大战之中，这种沉寂反而叫人不安，似乎一场新的风暴就要来临。德安西南一个小村庄里，薛岳将军正在一兵团前进指挥部里心绪烦乱地踱着。步子时快时慢，有些乱。他的心里，象是有两个人在激烈地搏斗，一个喊“放人”，一个喊“不能放”。弄得他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能让薛岳如此为难的人自然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两天前，薛岳接到武汉急电，令一兵闭把74军调到长沙休整。鉴于一兵团是机动兵团，不但要阻击敌人，更要大规模地向日军反击，所以薛岳舍不得放走一兵一卒，遂回电武汉蒋委员长：“调不下来。”可蒋介石似乎不死心，昨夜再次来电，说：“74军在岷山伤亡甚大，应予调下整补。”看来蒋介石有些动了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要换了别的将领，尤其那些趋炎附势或胆小怕事的人，恐怕没人敢得罪蒋介石。可广东籍将领、有“老虎仔”之称的薛岳却不信这个邪。4个月前兰封之耻至今想起来还令他浑身燥热，记忆犹新。当时，就是蒋介石帮倒忙，他的嫡系桂永清搅了薛岳围歼土肥原师团的好事。可事过之后，蒋介石却把责任都推到了薛岳和程潜头上，甚至挖苦他的失利“在战史上亦为千古笑柄”。前耻犹记，薛岳自然不愿再当木偶，再受摆布。另外，他还知道蒋介石关键时刻为什么这么关照俞济时，关照第74军。俞济时象任何一个在蒋介石面前得宠的将领一样，有两条关键因素在起作用：一来是蒋介石的浙江奉化老乡，二来是黄埔将领。但不同于其他人的是，早年他的广东族叔俞飞鹏曾是黄埔军校的军需处长，因而能时常在蒋介石面前替他说说好话，加上俞济时学习刻苦，早在黄埔时他就在蒋介石脑中挂上了号。从两次东征至黄埔毕业后几年内，他的这层特殊关系使他得以紧随蒋介石左右，担任侍卫。特殊的身份给他带来了无形的权势和接连的破格提升，同时也给了他一种勃勃野心和目空一切的骄傲。1933年他受任浙江省保安处长时，因他制定的一份计划在省府耽搁些时日，他就在省府会议上对省主席鲁涤平的亲信杨绵仲大骂道：“整编保卫团，乃委员长特交事项，所拟的计划，系秉承蒋委员长的旨意，你算什么东西，胆敢从中阻挠。”说罢还嫌不解气，竟举拳向杨挥去。俞济时公开扯虎皮拉大旗，抬出蒋介石，竟使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一个曾在旧中**界有着重要影响的老军阀也奈何不得，只能长叹道：“我从军几十年，转战千里，当我身为大将时，这小子尚在襁褓中，何必与他争一日长短。哎，算了吧！”俞济时有恃无恐，骄狂无羁。各地军、政要人谁也不愿惹这个蒋家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