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创业与守成 (2/4)

场主的话让韩江林感到震惊，他原来也知道有这些税费，但今天真正听到场主把它叠加在一头猪身上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一头猪怎么能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呢？民生大计历来是政府着力考虑的首要问题。北京为了一棵大白菜，成立了大白菜办公室，管理了几十年。现在大白菜的管理方式间接地转嫁到猪身上。众多部门重视生猪的养殖生产和销售，这是好事情。但是，这些部门都把收费和罚款视为最有效的管理手段，并付诸实施。猪没有思想，只能任人宰割。但是，猪任人宰割，痛在屠户们身上，他们生气了。

听了场主的情况陈述，韩江林觉得除了个别别有用心、浑水摸鱼的屠户外，大多数屠户生气生得有理。但生活往往又是这样，少数不良屠户的行为，又成为界定绝大多数屠户的罢市行为是否合理的标准，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标准决定了屠户们不管怎么反映遭遇的困难、不管采取任何方式生气都是错误的，都是被坏人威逼利诱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定性的话，少数管理者、领导干部就无法向上级交待、更无法向群众和社会交待。

韩江林决定从大多数屠户的立场出发，理解他们采取罢市抗议的行为。韩江林转向部属，让他们从各自部门的法规出发，解释进场收费的理由和相关法规依据。

当所有的部门把各自的收费依据和标准言之凿凿地陈述一遍，韩江林一时间沉默无言。因为作为一个没有掌握立法权的县长，他只能忠实地执行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和规定。而忠实地执行这些规定，意味着眼前的事情永远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和途径。

他再一次陷入了一个矛盾的怪圈中。各个部门的规定都是经过了充分合理的论证，执行起来合理合法。但是，当把这些制度叠加在一起，一头小小的猪自然背负不起如此沉重的负担，背负不起各部门管理者的希望。这犹如读小学的孩子，身上背负着家长、老师、社会三者的希望，这种看似合理的希望，却压弯了孩子的背脊、扭曲了孩子的ròu_tǐ和灵魂。

韩江林真的不知道猪身上负担的社会成本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在此之前，各部门之间是否进行了沟通，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这些打着管理为幌子的收费规定，为什么会得到畅通无阻的通过和执行？同一个政府部门缺乏沟通的原因，大体是内部机构设过多，造成了相互之间形成了利益群体，筑起了密不透风的屏障。

另外一个原因是，制度规定的目的强化管理，在执行过程中却走了样，以收费和罚款代替了管理。这就是说，制度无论如何健全，假如缺乏高素质的执行者，或执行者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执行的过程与制度目标都会产生巨大的差距。追求利益为目标的行政行为，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时期，促进了政府的职能转换，提高了行政效能。但是，政府的核心目标是追求社会的和谐稳定、公平正义，如果把利益目标置于政府的职能之上，将会是制度的重心和法律的天秤发生倾斜。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表面上是屠户们不堪沉重的税费而罢市，实则因为这种税费都通过猪肉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屠户罢市的实质是老百姓对政府的管理不满意，间接地在屠户身上反映出来。

韩江林说，屠宰场所有的收费最终都通过一块猪肉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大家平时不是说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如何如何，还有人直截了当地说，县长当得好不好，关键就看能不能给老百姓碗里添两块肉，我想当一个好县长，给老百姓碗里添两块肉，你们看行不行？

大家面面相觑，都不说话，事关群众利益的事情可以在嘴上唱，一旦涉及本部门的利益，痛在心里，嘴上自然不好说出来。他们能够闭嘴，因为他们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韩江林不能，他闭嘴，事情就没有解决的希望，屠户们不会放过他，老百姓更不会放过他。

韩江林决定对叠加在猪身上的费用逐一讨论其合理性，思考再三，他挑选了牲畜局的检疫费说事，因为他擅长于此道，懂得生猪养殖生产规程，对牲畜生产加工管理方式的法律法规较为熟悉。说，我们还是从生猪生产的源头说起，牲畜的检疫检测费，这一笔钱可不可以暂时取消呢？

韩江林话一出口，立即戳到了畜牧局长的痛处，他马上跳起来说，不不，检疫费的收取，收多少，国家有严格的规定，我们是依法行政，没有任何违法问题。

韩江林如果按照他的思路行事，他就不是韩江林了。他先顺着畜牧局长的话说下去，问，收费的文件依据是什么？

畜牧局长胸有成竹，从包里拿出文件递给韩江林。韩江林认真地把文件看了一遍，说，我承认这些文件对于收费的规定都是合理的，我现在就来说一说不合理的现象，文件是由畜牧局的上级制定的，也就是由系统内部制定的，他的立足点是本部门的利益，这也是我们的许多法规都由本系统本部门制定，更多地着眼于系统利益，而非全局性的考量，这些法规虽然带有全局性的眼光，但利益目标的不平衡性，给这些法规带来天生的缺陷，甚至可能隐藏着另一种情况，某些利益集团通过控制立法，来实现本集团的利益目标，从而把自己的意志凌驾到百姓利益、国家利益之上，当前海外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