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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姨看了看姐姐，说：“看你这话问的，你不就一直想进外企，现如今，也就这个算最好的了吧，也不知道人家那公司怎么就那么有钱，怎么挣出来的。要不就是事业单位？可事业单位太难了，都是凭关系，而且待遇其实也不咋样吧。嗨，说这些干嘛，小辉，回头毕业了，还是出国吧，你们算是赶上好时候了，有你爸给创造机会，而且争取出国也没问题啦，小姨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哪敢有这想法，那还不给判成个里通外国的大特务，怎么也是个枪毙吧？说来说去啊，最倒霉的就是小姨我们这种，除了听党的话，俩眼儿一抹黑，狗屁都不懂，还琢磨解放全人类呢，傻死了。还刚上初中没多长时间呢，被逼着去北大荒，天天不学无术，他们还说为我们好——”

“他们是谁？骗你们去的？”

“你也够傻的，他们还能是谁啊？”小姨朝我笑道，“反正，你姥爷姥姥不会愿意我去那地方的。后来，好不容易回来吧，好长时间待业，我还算好的了，好歹托一个团的人，凭关系找着个，就说是破工作吧，可——”

“您那还是破工作？”姐姐认真的样子，“多少人挤破头要进去呢。我要进了那种轻省稳定的，也不一定非要出国了，到时回来，也不知道能找到什么样的，不像您以前那么待业就知足了。”

“嘿，傻丫头，你还回来？我没听说过自费留学还回国的。唉，不管怎么说你们赶上好时候了，这么些年下来，我是什么想法儿都没了。我觉着中国永远都这样，所以，能走别耗着，抓紧。”

对于和当下一样，一贯接受狂热爱国教育的他们这批过来人的种种感慨，毕竟只有18岁的我，除了觉得学习上存在一些迫不得已之处，其他总还可以率性而为，也因此没兴趣思考和探究，自然不大听得进去。即便自己身处的，是一个作为普通民众，仿佛就注定了，将永远被定位在备受压抑因此幽怨积郁的国度。而绝大多数人，其实对个中道理浑然不觉。最深刻的事例，当属被“解放”后依然贫困了多年，“穷”是美德甚至幸福的思维，却在一种无孔不入的教育和宣传攻势下，没有先例地更加深入中国人心。康德总结出来的“在人的身上必然发生幸福和德行的二律背反”原则，在东方这片古老的大地上仿佛很容易地成为谬论。原因很简单，那种所谓的幸福和德行，中国人自己后来回顾之际，也不得不汗颜地承认其荒唐和愚昧。

但这种威压产出的怪胎，却从来香火繁盛，古今绵延不绝。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为自己谋求私利的倾向；任何专制的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

我现在都懒得体味思量，那时岂会想得更多，何况西方很多思想家的理论，在我们矜许的更伟大、更透彻、更智慧的大中华璀璨文明面前，只能被置于受批判的地位。至于“位卑未敢忘忧国”、“谁怜爱国千行泪”、又或“劝君猛省莫徘徊”之类曾经接受，看似最简单易懂的爱国教导，却正是从那个年末的数月之前，开始不知不觉地起了一些认知上的变化，如果那样是在接近应有含义的话，也就离最初被灌输的“正道”越来越远，虽然那时我自己并未察觉。而且至今，我不知道这样的心态变化是对是错，或许“

了无愁霾萦心迹，何必苦思对强梁。

噩噩浑浑不需醒，人云亦云好肚肠。

”，才是这个国家的民众人人应有的“本分”吧。

早在1891年前后，严复就已敏锐地察觉到北洋水师在驱赶走英国教习后必然陈腐糜烂的“前途”，并因为痛感中国的“迷信、人情和趋炎附势”三大弊端，对中国永难改变体制而心生绝望。想来，迷信，所以盲从权势；权威势强则人欲情乖，律弛法废；趋炎谄上的风气也就此一脉相承，深入骨髓了吧。

当然，和现在一样，“浑浑噩噩”的我在富足又和谐的时代，实在没有任何理由有必要效仿上述先贤，做出“忧国忧民”之举。晚饭后，失望地看见《电视节目报》的预告里没有喜欢的节目，我就练练琴、看看书，其间也许更多的，是在不自觉地想念今天曾有的那场对北京来说难得的大雪，以及对我，可能更难得地与王梦雨长时间的一次独处。还会想起来，在目送她乘坐的公交车离站的一刹那，曾琢磨过怎样还能复制这样的美好时光，却毫无自信。因此，那一阵，这才是我翻来覆去地所思所想的核心内容。

好在王梦雨善解人意地没有让我等得长久，第二天上午9点来钟便打来了电话，先是姐姐接了，笑着说有个姓王的女同学找我，声音还挺好听，问我会有什么事情，能让女生打过电话来——“听着还特紧张似的，呵呵，好玩儿，要是我说是你妈，她没准儿说不出话了，哈哈哈。”

由于越听越不像我起初以为的又是王秀茵，不觉心潮澎湃地希望是王梦雨，可担忧事与愿违，毕竟我们之间没有交换过电话号码。也不敢正视姐姐调侃意味的笑脸，随口掩饰真心地说：“嗨，就是我同桌吧，她肯定是怕我忘了拿订书器去学校，要不就是那谁…问我怎么还不交入团申请？”

姐姐在我赶向厅里接电话的背后笑道：“看你这紧赶的样子，说话别太楞啊，再吓着人家。”

“喂？”我早顾不得其他的心态拿起话筒叫了一声。那